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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书籍为何突然走俏各类书展?
8月19日,“九说中国”丛书首发及读者见面会在上海书展举行。在现场,葛剑雄、仲富兰、叶舒宪、江晓原、胡晓明、段怀清等着名学者,以“九个维度、九例个案,勾勒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为主题,与读者分享了精彩见解。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笑言,他编写《九首古诗里的中国》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完成,大半时间在斟酌究竟选择哪九首诗。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叶舒宪也表示,他用七八万字的篇幅讲述了《玉石里的中国》,而这个玉石故事覆盖了中国九百万年的历史。?   让专家们略有“微词”的这套丛书正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出品的“九说中国”。近年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诗词热”“国学热”不再只是追赶风潮,而是逐渐内化为读者的精神需求。在此背景下,上海文艺出版社整合多年来累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资源,推出了“九说中国”这套大型中国传统文化普及丛书。丛书每辑推出九部单行本,每部单行本邀请一位相关专业领域享有较高学术声望的学者撰写,从承载中华优秀文化的诸多细小的局部和环节入手,由最能代表中国气质、中国气象、中国气派的人物、事物、景物、风物、器物下笔,力求为读者打造一套“立论有深度,语言有温度,视野有广度”的中国精神与物质文明读本。?   此次推出的“九说中国”第一辑,涉及文字、诗歌、信仰、技术、建筑、民俗日常等,包括《九个汉字里的中国》《民间传说里的中国》《节日里的中国》《寓言里的中国》《发明里的中国》等九本书。
十首经典古诗词你知道多少?
1、《诗经》里许多篇目 以《诗经.蒹葭》为例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曦。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2、《短歌行》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3、《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4、《将敬酒》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5、《满江红》岳飞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江城子》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窗前,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7、《定风波》苏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8、《夏日绝句》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9、《虞美人》·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0、《木兰花令 拟古决绝词》纳兰性德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李白诗歌为何可以在德国传播?
中国与德国,相隔数千公里;盛唐与公元19世纪,其间横亘着千余年。而堪称唐诗艺术高峰的李白诗歌,却通过近两百年的译介历程,跨越时空界限,西传德意志,在异质文化中不断激起共鸣并受到关注。现在,让我们随着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作品,走进这徐徐展开的传播史画卷,去探寻和感受这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传播之滥觞:零星译介   在德国,李白诗歌的传播最早或可追溯至汉学家、翻译家库尔茨和东方学家、汉学家肖特。1836年,库尔茨的《花笺:中国人的叙事诗》问世,这是中国明末清初粤调木鱼书《花笺记》的首个德译本。在其旨在勾勒中国诗歌概貌的导言性说明中,就包含有对李白的简要介绍,“近体诗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是杜甫和李太白”“李太白沉溺于饮酒;其贪杯导致了他被逐出皇宫;甚至亦死于醉酒”。显然,“酒仙”诗人的形象已跃然纸上。如果说库尔茨是德国首位介绍李白的人,那么肖特则当属李白诗歌德译尝试的第一人。1857年6月18日,时任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士和柏林大学教授的他在皇家科学院宣读了《论中国的诗歌艺术》一文。在该文中,肖特指出,中国的诗歌艺术可分为“古体诗”和“今体诗”(即近体诗——笔者按)这两个时期;为向读者展示今体诗,他从《佩文斋咏物诗选》选译了数首诗歌,其中就包括李白的《静夜思》和《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虽然在传播初期,对李白及其诗歌的译介零星而残缺,但“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李白就已经出现在了百科全书的词条释义中。例如,德国极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综合性百科全书《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第八版第二卷(1833年出版)的“中国”词条中,对“中国文学”仅有差不多一页篇幅的介绍,其中寥寥数语提及诗歌,“在中国诗歌中,杜甫和李太白(公元750年)的诗特别有名。”有意思的是,这套百科全书的第八版实为“社交词典”,全名叫“针对有教养阶层的通用型德语实用百科全书”。由此可推断,在当时,李、杜诗歌作为中国诗歌的典型代表就已成为有教养阶层应了解的百科知识了,足以管窥其知名度。   传播之发展—繁荣:李白潮流   谈及这一阶段李白诗歌的传播,就不能不提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出现的两个现象级唐诗法译本:其一为德理文侯爵选译的《唐诗》(1862),其二为俞第德的译诗集《玉书》(1867)。正是这两个译本,让李白诗歌开始大规模地走入德国人的视野,并给予其翻译的激情和创作的灵感。与《唐诗》忠实于原文且注释详尽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玉书》的翻译大多极其自由,很多译诗都并未拘泥于原诗,而仅选取原诗的某个片段或场景,甚至某个意像或词为基础来进行自由发挥,从而“译”出面貌全新的诗。这类“仿作”通常与原诗相去甚远,有的甚至已很难找出其对应的中文诗了。正是在《玉书》的影响下,“仿作”成为这一阶段颇受青睐的一种译诗形式。很多不懂中文的德国诗人、作家以已有的法、英、德译文为基础,根据原诗中的母题或主旨创作出了不少德语诗歌佳作。   作家伯姆与李白诗歌的结缘就应归功于《玉书》。1873年,伯姆将该书译为德语出版,名为《译自朱迪特·孟戴斯〈玉书〉的中国诗歌》,其中收录了李白诗歌共12首。在伯姆笔下,仅20字的五绝名篇《静夜思》被改写成了一首7节21行的长诗《客栈》,将“仿作”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在床上醒来/整晚沉思神游/在客栈。/月儿洒下白亮的光/洒在地上/洒进客栈。……抬头朝向明亮的月光/慢慢洒在我的脸庞/在客栈。……因此,我轻轻低下头/思念故土,思念友人/他们我却再难见。”   另一位作家海尔曼也正是通过接触法译版的李白诗歌才与中国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1905年,其译诗集《公元前十二世纪至今的中国抒情诗》出版,选译了李白诗歌共24首。该诗歌集的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唤起了德国人对中国诗歌,特别是李白诗歌的热情;此外,其散文形式的译文亦启发了很多作家进行翻译创作,并成为供其参考的一个重要译本,例如德默尔、贝特格、霍尔茨和克拉邦德等等。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人贝特格。他不懂任何东方语言,却因仿作东方诗歌,特别是中国诗歌而闻名。贝特格于1907年出版的中国诗歌仿作集《中国之笛》大获成功,其中包括15首李白诗歌。在导言中,他指出,中国诗歌文学在公元八世纪达到其巅峰,而唐代的李白无疑是“中国诗歌艺术中最光彩夺目的花朵”,并评价道,“李白性格自由不羁、情感充沛,既是名探险家,又是位饮者”“他的艺术既是尘世的,又是超世俗的”。让贝特格的仿作诗享有经久不衰的知名度和跨界影响力的,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1907年,马勒接连遭受命运的残酷打击。当他在这年秋天读到《中国之笛》时,被那些充满道家和神秘色彩的诗歌深深触动,于1908-1909年间从中选择了数首译诗稍作修改后配乐,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六乐章交响性声乐套曲《大地之歌》,涉及李白、钱起、孟浩然和王维4位唐代诗人的7首诗歌。在贝特格的第二本中国诗歌集《中国桃花》(1922年首版)译诗部分的前一页上,有“谨纪念古斯塔夫·马勒,《大地之歌》创作者”的字样。就在此前11年,马勒因病离世,但他留给世人的,却不仅仅是诗歌与音乐相得益彰的典范,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正处于工业化迅速推进和社会急剧转型的阶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欧洲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欧洲文明,不少欧洲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纷纷将目光投向以中国为代表的遥远东方,试图“借中国智慧,释自身焦虑”。在这一背景下,李白诗歌因其浓郁的道家色彩、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鲜明的人文主义情怀和跨时空界限的普世价值而备受关注和推崇,甚至变成了一种时髦和潮流。像海尔曼、贝特格、克拉邦德等的诗集不仅一时洛阳纸贵,而且在当时广为流传的李白形象——放荡不羁的天才诗人、皇宫中的宠儿、豪饮者、“流浪骑士”——还为德国的文学创作,乃至整个文艺创作都提供了灵感:霍尔费尔德1910年在《青春》上发表的“西施的美妙花园”,写的就是李白笔下所歌咏的那位西施;西默斯于1920年在《笛子》上发表了“李太白之歌”;克莱门斯男爵创作了一部名为《李太白:皇帝的诗人》(1920)的歌剧,不一而足。   在译者层面上,除了上面提到的“仿作”译者之外,不少德国汉学家也投身于李白诗歌翻译和研究。佛尔克《中国诗的繁盛时期》(1899)第四章“李太白诗歌选”中选译了李白诗歌共36首,所选之诗在他眼中都是“最美和最新奇独特的”。此外还有例如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传”的重要功臣卫礼贤、于1924-1937年间在北京大学德文系任教的洪涛生。   传播之成熟:系统而深入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中德两国建交以及两国在各层面互往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德国汉学家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有关中国文学的文本和文献资料。不少新生代汉学家都将译介和研究重心放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上,继续从事中国古典诗歌译介和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尽管如此,就译介和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性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李白诗歌在德国的传播和接受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代表非汉学家德博莫属。他对遥远东方的着迷肇始于与汉学的亲密接触。在其汉学研究生涯中,德博一直对中国诗歌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对“诗仙”李白更是青睐有加。从诗作数量来看,李白是他译介得最多的诗人;此外,他还出版了一本专门的《李太白诗歌选集》(1962),分乐府诗、古风、古体诗和近体诗、序这四部分呈现了自己的李白诗歌译作共56首;此外,在长达16页的导言中,还对李白的生平及其诗歌特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由于德博同时亦倾心于德国文学,倾心于“自在”的诗歌创作以及语言之美,因而通过其译作常常能看出这位汉学家游刃有余驾驭德语进行诗歌创作的功底。也正因如此,德博的译文既能准确达意,又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中国唐诗的语言和形式特色,可谓在翻译技巧上独树一帜。   此外,当代汉学家和翻译家吕福克师承德博的翻译风格,也为李白诗歌在当代德国的译介作出了不小贡献;那位因庞德所译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而最终被汉学改写人生轨迹的汉学家、翻译家、诗人顾彬,则在阐释和研究方面亦推动了李白诗歌在德国的传播。   从东到西,以其诗歌为载体,诗仙李白远游德意志。这场跨越时空的相遇,亦是一场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文化之间的相互镜照与互动阐释,虽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少错译和误读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成果一方面在时空上延长了作为民族文学瑰宝的李白诗歌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为李白诗歌作为世界文学珍贵遗产而大放异彩添助了一臂之力。
路遥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
自1980年代末至今,《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长销,充分说明路遥的创作有着并不局限于其写作年代的重要意义。从长远目光看,这30余年间,文学观念和思潮表象似乎变幻无定,但路遥所坚守的现实主义传统却始终是文学的主流,影响力不曾衰减。由路遥作品所开启的文学世界及其间典型人物所面临的基本生活情境,也足以指称更为复杂的文学和社会现实。内心的诗意和现实的非诗之间的矛盾冲突,乃是《人生》以来路遥的人物所面临的基本情境模式。这种模式显然相通于列文所论的“吉坷德原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为其基本特征。个人面对强大的外部世界,渴望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或成或败或得或失,生活经验所昭示的结局不外如是。但在成败得失之间,艺术可以以其巨大的力量挽狂澜于将颓。这便是路遥的作品即便有对生活辛酸的细致书写,却总能使普通的生活充满澎湃的诗情和生生不息的力量的原因所在。这种力量的核心乃是坚信即将展开的未来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而个人虽属“历史的中间物”,其对于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结作用却须尽力发挥。文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彰显其作用于现实的实践品格和伦理目的。而有无依托时代的总体性思想从而获得朝向未来的精进力量,是辨别作家文学观念分野的重要维度。 在总体性的宏阔视域中观照并书写日新月异的现实,肯定性地回应时代的精神疑难,是路遥创作的重要特征。不同于新时期以降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向内转”的写作方式,路遥始终把眼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和正在行进中的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并努力全面、系统而深入地思考社会整体变革之于普通人命运的意义。他的作品始终有着宽广的视野、深刻的思想和巨大的生活容量。即便是篇幅较小的作品,路遥也试图以小见大。《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及田福军三条线索分别表征着变革时代的复杂面向和多样可能,这种可能无疑可以指涉更为宽广复杂的社会现实。在他笔下,个人即便面临难以克服的重重困境,却并非孤军奋战,时代精神、地域文化,甚或文学所开显的虚拟世界均可成为奋斗的底色和背景,成为个人可以依凭的现实或精神家园。 1980年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虽无法重返《创业史》等作品所展现出的紧密状态,但个人仍然不能脱离集体而独立完成其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新的人物必然与新的时代互动共生,秉有与时代可以相互定义的重要内容。他们是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荷着时代的阶段性难题并尝试获取历史性的解决方式。路遥小说终极的伦理意义,正是在以想象的虚拟方式,参与并推动社会的车轮滚滚前进。而相较于对所谓的生活真相的简单指认,以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虚构作品完成对现实问题的索解无疑更为紧要。也因此,《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虽有对现实困境的扎实细密的书写,却仍然洋溢着内在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包含着对新的世界的希望和对更为美好的生活形态的不懈追求。这样的文学世界自有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正因如此,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尚在奋斗中的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获取不息的前进力量,并时常感受到现实冰冷的逻辑之外仍有令人心动的温暖和爱。 关怀底层大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考察他们的命运如何在大时代中获得根本性变革的可能,是“人民文艺”的重要特征。路遥有极为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那些活在他笔下的普通人物或许便是他的父母、兄弟,他爱他们和他们脚下的土地。他就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一道前进并深刻地体验到时代的巨变如何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他在1960-1970年代初因文学而发生的个人命运的转换无疑是高度历史性的,乃是时代巨大的力量使然。也因此,生活对路遥而言便不仅是获取写作原材料的简单方式,而是如何与普通劳动者休戚与共,共同进退,在完成对他们生活故事的叙述的同时,也完成作为作家的自我塑造。因为在他看来,作家实在只是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不过是以与普通劳动者不同的精神方式,完成个人之于时代和社会的责任。他行走在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力图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千姿百态的生活。而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实践,以充分发挥文学的经世功能,乃是路遥文学的重要出发点。也因此,无论早年的《优胜红旗》《基石》,还是写作初变之后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以及其思想和风格集大成之作《平凡的世界》,均有着极为明显的现实关切,涉及不同时期重要甚至紧迫的现实问题。而居于其文学世界中心的,始终是身处底层的普通人。他们置身时代和精神困顿的深处,是新的时代所召唤的“新人”。马延雄为群众利益甘愿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乃是葆有革命的赤子之心的一代人精神的真实写照。高加林的自我奋斗也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内容。孙氏兄妹则表征着转型期青年人人生愿景的不同状态。而正是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的交相互动中,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并始终朝着更为美好的未来敞开。作为作家的路遥并不自外于这些有着充沛生命力的鲜活人物,他始终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劳动,一种与父母的生活劳动并无本质区别的生活和生命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作家有巨大的情感投入,有对生活的热情和爱。他在写作过程中为哪怕一行创造性的文字而付出的巨大的艰苦的努力成就了其作品卓然独立的经典品质。如他眼中的柳青一般,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力图将丰富复杂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家的巨大诗情融汇在一起。他的作家的劳动因之区别于那些仅仅谋求写作技艺的革新或拘泥于一己之悲欢的与具体生活世界、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疏离的闲赏文字。写作既属“劳动”之一种,也便自然包含着一定的实践价值和伦理目的,包含着时代包容载重的巨大容量,且可以成为时代的重要记录而具有超越时代的历史意义。 秉有经世功能和实践意义的文学,自然远非吟风弄月、个人感怀式的作品所能比拟。出于对历史范畴的连续性深刻洞察,路遥并不赞同现实主义终结、现代主义必将取而代之的潮流化观点。时隔20余年后,在更为宽广也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史视域中返观新时期以降文学思潮之流变,路遥如上观念的价值愈发凸显。而他对现实主义的坚守,也需要在更高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如论者所言,扞卫现实主义这一成就斐然的重要文学流派,乃是现实主义所持有的若干重要原则之一,“渗透着公开地和真诚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愿望”。而把“现实主义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亦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客观要求。如若文学秉有浓重的现实关切,有着从时代精神总体性角度想象并处理阶段性现实问题的努力,那么,现实主义所依凭的思想和审美传统自然是其必然的选择。从他的文学领路人柳青那里,路遥认识到仅仅满足于个人所认识的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创作,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也不必拘泥于写作方法的新变与代际,因为“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路遥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具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并未过时,而是仍有着充沛的生命力,有着表达日新月异的现实和底蕴深厚的历史的丰富可能,现实主义是一条广阔的道路而非窄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表征着作家的思想力和认识力,他观察和理解现实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以及克服狭窄的文学观念和理论视域的能力,最为重要的,还有他能否洞见文学之“常”而有勇气坚守且不至于被一时的风潮挟裹而去。 “作家的劳动绝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这是路遥类同于柳青的文学观念的重要面向。柳青以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应以60年为一个单元。《平凡的世界》出版至今不过30余年,但其作为1980年代现实主义经典的意义愈发凸显。系统梳理并重评路遥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已成为考校当代文学史观念限度的重要方式。唯有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视域中建构更强的包容性和概括力,且更为准确地理解20世纪中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历史意义的文学史观念,路遥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方能得到更为充分的阐发。以路遥创作为基础,既可重新理解柳青、赵树理等作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亦可重启社会主义文学的若干重要思想和审美空间。当下文学如何突破新时期以降思想和审美视域的局限,路遥的创作及其核心面向可作重要参照。
现代青年如何开元棋牌最新版_开元棋牌可以开挂吗_开元棋牌送彩金多少四大名着?
最近,一些言论说青少年不该开元棋牌最新版_开元棋牌可以开挂吗_开元棋牌送彩金多少四大名着,不利于身心健康,青少年真的不能读吗?读者见仁见智,其实,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应该正确引导少年开元棋牌最新版_开元棋牌可以开挂吗_开元棋牌送彩金多少。 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读“四书五经”这些传统经典?如何规范和引导青少年读经典?对此,笔者认为至少有三条原则格外重要,特别是对中小学生更是如此: 读经典须贯穿的三条原则 首要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人性原则。学习经典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自觉和人的完善,这一点应该很清楚。很多人在灌输读经典目的时还以“培育圣贤”为目标,但大多数人对“圣贤”一词已很陌生,如何把古代的圣贤概念和现代的人格概念打通,是决定读经典能否适合时代需要的关键之一。笔者认为,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述,读经典就是为了人格更加完善,包括精神自我升华和灵魂自我觉醒等在内。圣贤不过就是人格更完善的人。 既然倡导人性原则,讲究读经典的方式和方法就很有必要,即读经典方式一定要尊重和符合人性的需要,通过趣味化的讲解,增加学生理解力,增加教学过程的生动性和有效性,这是很必要的。要使所有人通过读经典,对其自我成长、灵魂自觉和精神升华产生积极作用,而不是机械地灌输某种经学或经典的神话,或者以一些高大上的理由来强迫儿童读经典。对于读经典方法的改进和完善,也要以此为标准来进行。 第二个原则应该是全面原则。今天的社会,相较于古代社会而言,知识和信息量呈现爆炸式增长。对于古人来说,“四书五经”可能已占全部文字知识的百分之八九十,所以那时容易对经典有一种神秘化甚至神话般的崇拜。但是如今的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各类知识极其丰富。我们不是为了读经典而读经典,也不仅仅是为了传承文化而读经典,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而读经典。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应把读经典教育和其他教育、特别是体制内教育分割甚至对立起来。作为一个学习过程,读经典可以和其他知识的学习相结合,如数理化、史地生等一切现代社会必要的知识的学习都可以和读经典同时进行。另外,读经典还可以与很多其他技艺学习,如舞蹈、音乐、绘画、书法、音乐、体育等相辅相成、齐头并进。其实,古人对此也早已强调,比如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就讲,古人8岁以下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都是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素养的综合提升出发的,而没有主张所谓的“包本背诵”。 第三个原则是阶段原则,必须考虑不同年龄、不同阶段读经典方法的区别。对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人,在经典选择和读经典方式上要有所分别。笔者绝不认为幼小时候把“四书五经”背下来,就是最好的读书方法。即使客观上背诵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也必须是适度的,有选择性的。对于幼儿来说,还是从一些蒙学经典读起,同时注重文字讲解比较好。